一、研究结果

1. 2023年亚洲CKD的地理分布

2023年，东南亚地区CKD负担最重（图1），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24.73/10万（95%UI：19.98~29.83），东亚为7.46/10万（95%UI：6.34~8.79），两者相差约3.3倍。相应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分别为816.37/10万和247.32/10万。

在东南亚次区域内，马尔代夫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最高，达54.13/10万；年龄标准化DALY率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1348.42/10万），其次为马尔代夫（1117.85/10万）、菲律宾（1095.38/10万）和缅甸（1025.09/10万）。

图1. 2023年亚洲地区CKD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与 DALY 发病率（每10万人口）

2. 1990~2023年亚洲CKD负担的时间趋势

各区域变化趋势差异显著。东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呈持续下降趋势（图2）：1990~2023年间，东亚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DALY率分别下降50.64%和49.08%；高收入亚太地区分别下降33.46%和30.91%。

相比之下，东南亚地区变化不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24.30/10万略升至2023年的24.73/10万。中亚地区则呈上升趋势，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10.76/10万增至13.48/10万，增幅达25.29%（95%UI：8.87~41.84）。需注意，以上百分比变化均指年龄标准化率的变化，而非绝对死亡或DALY数量。

图2. 1990–2023年亚洲地区CKD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与DALY发病率（每10万人口）趋势图

3. 2023年CKD的年龄和性别特异性负担

东南亚地区过早死亡负担尤为突出，青年人群死亡率甚至超过其他地区中年人群。例如，东南亚20~24岁人群CKD死亡率为4.47/10万，高于高收入亚太地区50~54岁人群的死亡率（3.04/10万）。

在性别差异方面，所有地区男性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但在DALY模式上，南亚和东南亚呈现交叉趋势：35岁以下女性DALY率高于同龄男性，超过该年龄后转为男性占优，与死亡率模式一致。中亚、东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则无此年龄依赖性的性别逆转，男性DALY率在各年龄段均高于女性。

4. CKD的病因构成及其区域差异

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是东南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CKD死亡的主要病因。东南亚地区2型糖尿病所致CKD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达8.88/10万；1型糖尿病所致CKD死亡率亦相对较高，为3.18/10万，占该区域CKD死亡的12.87%，是其区别于其他次区域的显著特征。在高收入亚太地区，高血压（3.29/10万）和2型糖尿病（3.16/10万）所致CKD死亡率相近，分别占该区域CKD死亡的33.83%和32.51%。

相比之下，中亚、南亚和东亚的病因谱明显不同——“其他原因”（包括先天性、囊性及不明病因）所致CKD死亡占比最大，分别占总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55.47%、38.66%和47.71%。可识别病因中：中亚肾小球肾炎为首要病因（2.23/10万），超过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南亚以2型糖尿病为首（2.72/10万）；东亚以高血压为首（1.51/10万）。

5. 亚洲CKD的可归因危险因素

高空腹血糖是除中亚外所有区域CKD相关死亡和DALY的首要危险因素。例如，东南亚地区高空腹血糖可归因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为193.98/10万，其后依次为高收缩压、饮食风险和高BMI。

中亚地区危险因素谱明显不同：高收缩压是首要危险因素（年龄标准化DALY率156.78/10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4.75/10万）；高BMI在中亚地区排名第二（年龄标准化DALY率143.44/10万），超过高空腹血糖（133.73/10万）和饮食风险（76.04/10万），这与其他区域的排序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二、讨论

1. 潜在机制解读

东南亚地区较高的CKD死亡率可能反映生物学易感性与医疗体系局限性的交互作用。亚洲人群可能因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及“瘦-胖”表型（以不成比例的内脏脂肪积聚和肾单位储备减少为特征）而对代谢紊乱更敏感。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均衡的医疗能力可能限制代谢危险因素的及时管理。1型糖尿病所致CKD在东南亚贡献显著（12.87%），可能与资源有限环境下诊断延迟和胰岛素供应中断有关，加之肾脏替代治疗可及性受限和经济负担，共同推高了死亡风险。

中亚地区“其他原因”占比较高可能反映诊断能力局限，如肾活检和肾脏病专科服务可及性不足。既往文献亦提出环境因素的可能作用：集约化农业增加农药暴露（与间质性肾炎相关），干旱气候和反复热应激可致肾损伤，卫生设施不足则可能增加感染后肾小球肾炎风险。此外，以高钠主食和久坐生活方式为特征的营养转型，可能通过肥胖与高血压的交互作用（肾小球高滤过和血流动力学应激）加速肾单位丢失。

关于南亚和东南亚35岁以下女性的DALY优势，尽管男性死亡率更高，但育龄期女性的DALY负担可能反映妊娠相关急性肾损伤和狼疮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所致肾损伤的累积效应。在资源有限环境下，干预延迟可导致不可逆的肾单位丢失和肾衰竭，加之医疗可及性和家庭资源方面的结构性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特异性DALY负担。

2. 临床与政策启示

世界卫生组织已建立代谢危险因素防控政策框架，包含血压控制、减盐和糖尿病覆盖等具体目标。尽管部分亚洲国家已采纳其中部分内容，但本研究表明：当前统一框架可能掩盖中亚地区的关键诊断缺口，而社会经济障碍仍限制南亚和东南亚年轻女性获得肾脏病救治。区域策略应针对上述不同流行病学特征进行精细调整：

中亚地区高收缩压和“其他原因”相关负担提示，加强高血压控制和推进病因学诊断（如临床指征下的肾活检）以及人群层面减盐政策值得优先考虑。

东南亚地区糖尿病相关CKD负担提示，将定期肾功能评估（eGFR和尿白蛋白检测）纳入糖尿病管理路径具有潜在价值，同时应加强胰岛素供应链和冷链系统建设。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则建议将妊娠相关并发症后的长期肾脏随访纳入高危人群初级保健，以早期发现潜在肾脏疾病。

3. 与既往研究的比较

与既往主要关注全球层面或采用较宽泛区域划分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利用GBD 2023最新数据，在五个亚洲次区域间建立了高分辨率的统一分析框架，揭示了东南亚与东亚间显著的死亡率差异等内部异质性。与仅强调危险因素流行率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通过病因特异性分析揭示中亚地区CKD负担主要由肾小球肾炎和环境相关肾病驱动，这一发现超越了传统以代谢因素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此外，本研究所揭示的南亚和东南亚年轻女性DALY优势，挑战了将CKD上升单纯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传统范式，凸显了育龄期生物学脆弱性与不均衡医疗能力在资源有限地区对年轻女性的叠加影响。

4. 研究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优势在于利用最新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提供了亚洲CKD负担的高分辨率评估。局限性包括：（1）依赖GBD方法学，数据稀疏地区依赖预测协变量可能扩大不确定性；（2）早期CKD无症状且部分区域筛查基础设施不足，真实患病率可能被低估，但本研究以死亡率和DALY为主要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诊断偏倚；（3）GBD框架为每例CKD赋予单一互斥病因，简化了2型糖尿病与高血压常共存的临床现实，但对政策制定而言，区分主要病因仍有必要；（4）“其他原因”占比较大，虽限制精细化分析，但其规模本身凸显了区域诊断缺口和研究环境肾毒素的紧迫性；（5）各GBD次区域内国家间仍存在显著异质性，区域估计值应理解为次区域整体模式而非各国内部普遍特征；（6）作为基于汇总数据的生态学研究，无法建立个体水平因果关系，且高血压与CKD的双向关系在横断面框架内亦限制因果推断。

三、结论

本研究基于GBD 2023数据，揭示亚洲CKD负担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中亚地区感染性与代谢性病因并存，东南亚地区糖尿病相关死亡率持续攀升。年龄和性别特异性差异明显，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女性在35岁以下的DALY优势尤为突出。代谢与环境因素是上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些发现为亚洲CKD精准防控提供了流行病学依据——从针对性筛查到强化初级保健的全生命周期策略，值得在应对各次区域特定流行病学模式时加以考虑。

来源：Jungwon Chun, et al. Burde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Asia From 1990 to 2023: A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Nephrology. First published: 06 August 2026. First published: 06 August 2026 https://doi.org/10.1111/nep.7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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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肾医线》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