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与代谢性疾病（肥胖、2型糖尿病等）常共存且病理生理相互关联，显著增加患者死亡风险。为应对日益增长的疾病负担并促进多学科综合管理，美国心脏协会于2023年提出了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综合征）这一概念及新的分期框架。中国拥有庞大的心血管病、糖尿病、肥胖及慢性肾脏病患者群体，那么，中国人群中CKM综合征的流行情况如何？

近期，发表在JACC Asia上的一项研究利用中国高血压调查（China Hypertension Survey, 2012–2015）的数据，系统描绘了中国成年人群中CKM综合征各分期的患病率分布，并分析了其与全因、心血管及非心血管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成人中CKM综合征普遍存在，亟须通过多学科协作与综合管理策略来应对这一流行病，从而为制定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1]。美国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Meihan Guo在JACC Asia同期发表该研究的评论[2]。

该研究第一及共同第一作者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郑聪毅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蔡安平教授，通讯作者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增武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冯颖青教授。



一、中国CKM综合征疾病负担沉重，尚缺乏全国代表性数据

近期一项1110名医护人员参与的研究，评估了中国CKM分期的患病率和死亡风险，结果发现近90%的男性参与者和60%的女性参与者符合CKM综合征（1期或更高级别）的诊断标准。另有两项队列研究也发现中国成年人群中CKM综合征的高患病率。中国北方Kailuan研究纳入97 777名社区成年人群，结果显示全因死亡风险随着CKM分期的进展，相关指标有所增加。这些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中国成年人群中CKM综合征的患病情况 。

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样本量较小且多为单中心研究；缺乏影像学数据来界定亚临床CVD或实验室数据来识别蛋白尿；参与者以男性为主且缺乏特定病因的死亡率数据。考虑到中国近3.3亿成年人患有CVD，其中8500万肥胖，1.4亿人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 ，1.2亿人患有慢性肾脏病（CKD），因此需要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以准确评估CKM综合征在中国普通人群中的负担。

这项研究纳入中国高血压调查项目中的全国代表性人群（样本量=33 685）。计算CKM各分期的加权患病率。采用Cox回归分析，探究CKM各分期与全因死亡、心血管性（CV）死亡及非心血管性（non-CV）死亡的关联性。通过计算人群归因分值（PAF），评估了各CKM分期对应的死亡疾病负担。

二、研究结果：中国人群CKM健康状况不佳的问题普遍存在，亟须制定协同化、综合性管理策略

1. 研究对象特征与CKM各组分患病率

研究人群平均年龄57.1岁，女性占57.8%，农村居民占50.6%，78.9%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各CKM组分的患病率分别为：超重/肥胖56.3%，腹型肥胖39.6%，高甘油三酯血症33.8%，高血压43.9%，代谢综合征19.3%，糖尿病11.3%，慢性肾脏病23.9%，亚临床心血管病25.1%，临床心血管病9.6%。

2. CKM 综合征在中国人群中的患病现状



加权分析结果显示（表1），2012~2015年间，中国≥35岁成年人的CKM综合征患病率分布如下：CKM 0期为18.8%，CKM 1期为15.5%，2期为42.1%，CKM 3期为14.7%，CKM 4期为8.9%。CKM晚期（3~4期）的总体患病率为23.6%。

年龄差异： CKM晚期患病率随年龄急剧上升，35-44岁人群为8.0%，45-64岁人群为21.3%，≥65岁人群高达56.6%。在35~44岁和45~64岁人群中，2期CKM最为常见（36.5%）；而在≥65岁人群中，3期最为常见（41.5%）。

性别差异： 男性晚期患病率（24.9%）略高于女性（22.3%）。

城乡差异： 农村居民晚期患病率（26.0%）显著高于城市居民（20.4%）。

教育差异： 高中以下学历者晚期患病率（26.0%）远高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14.6%）。

这些结果提示，高龄、男性、农村居住及较低教育水平是CKM综合征进展的重要相关因素。

表1. 各CKM分期的加权患病率

（引自发表文章）

3. CKM分期与死亡风险

中位随访5年期间，死亡风险随CKM分期逐级升高（图1）。

全因死亡： 与0期相比，经多因素调整后的HR在1期为0.77，0期为1.36，3期为2.47，4期为4.00（趋势P<0.001）。

心血管死亡： 经多因素调整后HR从2期的1.16（不显著）上升至4期的4.87。

非心血管死亡： 调整后HR从2期的1.47上升至4期的3.19。

Kaplan-Meier曲线显示，各分期间的全因、心血管及非心血管死亡累积发生率均有显著差异（对数秩检验P<0.0001）。

图1. 全因死亡（图A）、心血管（CV）死亡（图B）和非心血管死亡（图C）的5年累积率在各CKM分期中存在显著差异

（引自发表文章）

4. 归因于CKM分期的死亡负担评估

人群归因分数（PAF）分析显示，随着CKM分期进展，其对死亡的贡献度显著增加（表2）。CKM 2期、3期、4期的PAF分别为13.4%、18.6%和22.0%。据此估算，2018年中国全因死亡中分别有约122万、169万和201万例可归因于这三个阶段。CKM 2期对非心血管死亡的贡献（PAF=16.8%）高于对心血管死亡的贡献（PAF=6.4%）。相反，CKM 4期对心血管死亡的贡献（PAF=24.6%）高于对非心血管死亡的贡献（PAF=17.1%）。

表2. 归因于CKM分期的估计归因风险及死亡事件数量

（引自发表文章）

综上，本研究首次基于全国代表性人群，系统揭示了中国成年人CKM 综合征的患病现状及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CKM综合征在中国高度流行，且分期越高，死亡风险及其人群归因负担越大。研究结果强调，应在中国人群中尽早识别CKM综合征，推动多学科、综合化管理策略，以延缓疾病进展并降低相关死亡风险。

三、同期评论：研究的里程碑意义与未来挑战

美国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Meihan Guo在JACC Asia同期刊发评论文章[2]。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是全球上述疾病人数最多的国家：CVD患者达3.3亿，糖尿病患者近1.4亿，CKD患者1.2亿。庞大的患者基数，加之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及健康不平等问题加剧等因素，使中国成为评估CKM综合征人群层面影响的关键研究场景。

郑聪毅等依托2012~2015年中国高血压调查项目的3.3万余名成人数据，首次完成了针对中国人群的、覆盖范围最全面的全国代表性CKM综合征评估，其研究成果发人深省：仅19%的成人未携带CKM综合征相关风险因素，42%的人群处于CKM 2期，近24%的人群已进展至疾病晚期（CKM 3~4期）。随着CKM综合征分期的升高，人群死亡风险呈急剧上升趋势。具体而言，4期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较0期患者升高4倍；仅在2018年一年，2~4期患者的死亡人数合计就接近500万。

一项纳入超10万名成人的10年前瞻性研究显示：CKM综合征分期越高，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越高，其风险梯度变化趋势与Li M.等人[3]在死亡风险分析中观察到的结果一致。尤为关键的是，该研究发现，维持理想心血管健康状态——即达到“生命八项要素（LE8）”的健康标准——能够抵消CKM综合征相关风险，这一效应在疾病早期阶段尤为显著。该研究证实，早期CKM综合征具有可干预性，同时也强调了通过预防性干预措施阻断疾病进展的重要意义。

打破壁垒，整合体系：弥合临床与政策鸿沟

当前，CKM综合征的诊疗与防控暴露出两大关键问题：临床诊疗碎片化与政策推进滞后性。尽管CVD、CKD与代谢性疾病在发病机制与患者群体上高度重叠，但中国现行的诊疗模式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碎片化的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疾病早期风险的筛查，也延误了多学科协同干预的时机。CKM综合征患者的心血管性死亡与非心血管性死亡风险均呈现明确的阶梯式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凸显了开展基于疾病综合征特征的团队协作诊疗模式的必要性——该模式应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地，并通过跨专科协作进一步强化。

在政策层面，中国目前尚未出台针对CKM综合征的统一诊疗指南。绝大多数国家级卫生政策仍以单一疾病为干预目标，如分别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或CKD制定防控策略。上述研究数据表明，我国亟须建立一套基于疾病分期的全国性CKM综合征综合防控框架，采用体重指数、血压、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等易获取的指标，指导疾病的筛查与分流管理。对于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人群而言，其晚期CKM综合征的疾病负担最重，因此，优先开展疾病早期筛查与预防工作显得尤为关键。

郑聪毅等人[1]的研究揭示了显著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男性、老年人、农村居民及低学历人群的晚期CKM综合征患病率更高，这一结果凸显了社会因素对疾病进展的影响。与之呼应，一项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的分析显示，失业、低收入、食品匮乏、缺乏医保及住房租赁等社会因素，均与晚期CKM综合征的发生独立相关[4]。值得注意的是，存在2项及以上不利社会因素的人群，其晚期CKM综合征的患病风险较社会经济地位优越人群升高36%。该研究还发现了疾病风险的性别特异性差异，例如，未婚女性与无自有住房的女性，其患病风险更高[4]。综上，我国亟须制定多部门协同的防控策略，将社会风险因素筛查与针对性支持措施纳入其中，以阻断疾病进展，尤其需关注社会结构性弱势人群。

从认知到实践：未来研究方向与实施路径

围绕CKM综合征的研究重点与防控策略实施，目前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需开展长期纵向研究，追踪CKM综合征不同分期的疾病转归，进而优化疾病风险预测模型。其次，需开展临床转化试验，验证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抑制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受体激动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阻滞剂（RAAS阻滞剂）等指南推荐药物，在真实临床场景下对不同分期CKM综合征患者的疗效[5]。目前，上述药物在疾病早期患者及农村地区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尤为欠缺。

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发现是：仅以肥胖为诊断标准的1期CKM综合征，并未显著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这一结论对体重指数、腰围等传统人体测量指标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内脏脂肪含量与炎症标志物或许能为疾病早期风险的界定提供更精准的评估工具，从而提升临床应用价值[6]。

除生物学机制外，环境与社会系统性因素对CKM综合征的影响仍有待深入研究。空气污染、饮食结构变迁及医疗可及性等因素，均可能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轨迹[7]。通过开展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英国生物样本库、城乡流行病学前瞻性研究（PURE）等队列的对比分析，有望进一步揭示遗传因素、医疗体系及生活方式对CKM综合征进展的影响。

Meihan Guo在评论中最后指出，中国近80%的成年人符合CKM综合征的诊断标准，这一疾病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概念，而是公共卫生危机持续加剧的明确信号。中国正处于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节点：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推行全国性筛查、整合性诊疗及靶向性预防策略，未来数十年间，CKM综合征或将成为我国的首要慢性疾病。应对这一挑战，仅依靠传统手段远远不够。Meihan Guo呼吁，我们应大胆重塑诊疗服务模式，构建一套主动防控、公平可及且契合CKM综合征病理特征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Congyi Zheng, et al.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of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in China: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JACC Asia. 2025 Jun 10;5(7):898–910.
[2]Meihan Guo.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in China: A Nationwide Wake-Up Call. JACC Asia. 2025 Jul 1;5(7):911–913. 
[3]Li M., Xu M., Ding Y., et al. Life’s Essential 8 cardiovascular health,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stages, and incident cardiovascular events: a nationwide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China. Cardiovasc Diabetol. 2025;24(1):197. 
[4]Zhu R., Wang R., He J., et al. Prevalence of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stages b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JAMA Netw Open. 2024;7(11).
[5]Ndumele C.E., Neeland I.J., Tuttle K.R., et al. A synopsis of the evidence for the science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CKM) syndrom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23;148(20):1636–1664. 
[6]Powell-Wiley T.M., Poirier P., Burke L.E., et al. Obes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21;143(21):e984–e1010. 
[7]Luo H., Zhang Q., Yu K., Meng X., Kan H., Chen R. Long-term exposure to ambient air pollution is a risk factor for trajectory of 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a prospective study in the UK Biobank. eBioMedicine. 20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