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3月30日，在WCN 2026大会期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张路霞教授，在国际肾脏病学会（ISN）-《柳叶刀》联合专题会上发表了题为《慢性肾脏病（CKD）诊断与检测的进展》的专题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全球CKD诊疗领域近十年的关键突破，剖析了当前面临的流行病学挑战与诊疗缺口，并提出临床实践、医疗体系层面的优化策略，为全球CKD防控提供重要参考。该研究成果也将作为《柳叶刀》CKD系列专题核心内容，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发表。



CKD成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评估存显著偏差

本次研究是国际肾脏病领域跨地域、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成果，由来自全球的15位学者联合完成，其中12位为女性研究者，彰显了女性在肾脏病科研领域的重要贡献。研究由Jennifer  S. Lee教授与Adeera Levin教授牵头，与《柳叶刀》合作开展，历时两年打造CKD系列专题，全面梳理近十年该领域最具价值的研究进展，本次大会也是该系列成果的重要首发平台。

报告指出，CKD已成为威胁全球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约有7.88-8.44亿成年CKD患者，预计到2040年，CKD将跃升为全球第五大死亡原因（图1）。鉴于其持续攀升的疾病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专门发布决议，呼吁全球各国提升肾脏健康管理水平，加强肾脏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图1. CKD流行病学特征

但当前全球CKD的流行病学评估仍存在难以忽视的偏差，成为防控工作的首要痛点。研究发现，临床对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检测的普遍不足、对单一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结果的过度依赖，以及病因捕捉的局限性，导致CKD患病率被系统性误判：高收入地区易因未确认病程的慢性特征出现患病率被高估，而中低收入地区则因检测手段缺乏或不准确出现低估，形成“疾病负担最重的地区，诊断缺口最严重”的悖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各国CKD相关政策制定与医疗资源分配，导致数百万患者未能被及时诊断，错失早期干预时机。

多因素交互驱动发病，生命全周期风险需全面关注

报告中，张路霞团队深入阐释了CKD发病风险的复杂影响机制，明确CKD并非由单一因素引发，而是社会健康决定因素（SDH）与生物学风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图2）。其中，代谢与心血管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是全球CKD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临床防控的重点；母体、围产期及生命早期因素会直接影响肾脏先天储备，造成个体终身的患病易感性；环境污染、热应激等环境与气候变化因素，也不再仅与不明原因CKD相关，而是成为整体CKD的重要诱因。此外，食品、饮水、居住条件，感染性疾病及社会结构性因素，均与CKD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凸显了CKD防控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图2. CKD发病风险的复杂、相互影响的决定因素

筛查与高危识别获突破，分层方案匹配不同医疗环境

在CKD筛查与高危人群识别方面，研究展现了多项突破性成果，为全人群CKD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人群筛查，多项跨国研究证实了全人群筛查的成本效益：美国研究显示，55岁人群单次ACR筛查联合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治疗具备显著经济价值；中国的模型研究表明，45岁及以上人群每年进行eGFR+ACR筛查，可有效预防100万例肾脏替代治疗（KRT）和1900万例心血管疾病事件；覆盖31个国家的INSIDE研究也证实，联合eGFR与ACR的筛查模式在各类医疗环境中均具有成本效益。

同时，团队提出的“分层筛查路径”——从尿常规初筛、床旁肌酐检测，到确诊性ACR和eGFR检测，为中低收入国家（LMICs）实现CKD筛查规模化提供了务实、可负担的解决方案，打破了高成本筛查技术对基层地区的限制。

在高危患者识别能力上，临床已实现从群体分层到个体化风险预测的跨越。CKD分期热图可同时对肾衰竭、心血管疾病、心衰、急性肾损伤及死亡风险进行精准分层，肾脏衰竭风险方程（KFRE）已在超200万人群中得到验证。针对IgA肾病、血管炎、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等特定病因的风险模型，以及整合了eGFR/ACR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模型也已投入临床应用。但研究也指出，个体化风险模型在中低收入国家及儿童等特殊人群中的验证、校准仍存在明显不足，这也是该领域未来的核心研究重点。

精准诊疗技术快速发展，构建患者中心整合框架

此外，报告显示，CKD的机制研究与精准分型在近二十年取得长足进步，为疾病的精准诊疗奠定了坚实基础（图3）。2000年，临床对CKD的诊断仅依赖eGFR、蛋白尿和基础影像学检查；此后，胱抑素C进入临床应用、新eGFR公式被开发验证，尿白蛋白正式纳入分期体系，非洲裔人群肾脏疾病遗传易感性位点也被成功识别。2015-2019年，多组学技术的兴起更是重塑了CKD研究格局，推动了疾病分子分型、纤维化特征鉴定和新治疗靶点的发现。

目前，空间转录组学、人工智能辅助病理技术、功能磁共振等新兴技术正逐步实现临床转化，一系列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也即将投入临床使用。基于此，团队提出，未来CKD诊疗将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框架，融合临床数据、多组学数据、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数据和数字健康技术数据，实现疾病深度表征、个性化诊疗和临床知识的持续迭代，推动CKD诊疗向精准化、个体化发展。


图3. CKD精准诊疗的进展现状

临床与体系双维度提建议，明确实践优化方向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报告为临床医生和医疗体系分别提出了具体、可落地的实践建议（图4）。在临床层面，医生应在推荐场景下规范使用胱抑素C检测、按指南开展白蛋白尿筛查，在肾病转诊、患者咨询和肾脏替代治疗准备中应用推荐的风险预测模型；诊断不明时及时进行肾活检，为疾病特异性治疗和分子分型提供依据；在资源有限地区优先采用床旁肌酐或ACR检测，并尽早对CKD高危人群和患者开展健康宣教，提升疾病认知。


图4. 给临床医生的具体建议

在医疗体系与政策层面，各国需将CKD检测纳入非传染性疾病（NCD）预防和管理框架及临床常规工作流程，统一采用标准化的筛查方案（含白蛋白尿检测）；保障胱抑素C检测、基因分型等诊断工具的公平可及，加大对中低收入国家床旁检测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肾病专科资源匮乏的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弥补专科人力不足的短板（图5）。


图5. 医疗体系与政策方面的建议

尽管CKD诊断与检测领域取得诸多进展，研究团队也客观指出了当前仍存在的关键缺口：新兴生物标志物亟待标准化和临床验证，功能磁共振等先进影像学技术的常规诊疗价值尚未明确；ACR等基础检测的普及度不足，先进诊断工具的成本效益需在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地区进一步验证，人工智能模型缺乏跨多样人群的外部验证；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诊断能力和肾病专科人力储备薄弱，部分地区存在“诊断-治疗”链路断裂的问题，数字健康技术的普及或加剧全球诊疗公平性差距，且多数国家尚未将CKD纳入国家非传染性疾病重点防控框架。

总结

张路霞教授在报告中总结，过去数十年间，CKD诊断与检测领域的进步令人瞩目，但要充分发挥这些成果的潜在价值，全球需同步发力、协同合作：一方面加强医疗体系建设，保障诊疗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可及；另一方面加快相关技术和模型在不同人群、不同医疗环境中的验证与校准。本次报告凝聚了国际肾脏病领域的集体智慧，为全球CKD防控的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跨地域合作应对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专家简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数智医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科学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重大疾病的防控管理研究。先后就我国慢性肾脏病的疾病负担、危险因素及一体化防控展开了若干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科研工作；近年致力于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在重大疾病防控管理领域的研究。
主要学术任职：中国医院协会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管理专业委员会首届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数据与数字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肾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首届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现任Science合作期刊Health Data Science副主编；Lancet Digital Health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Clin J Am Soc Nephrol编委；Am J Kidney Dis编委。
2020-2025年连续多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榜单和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迄今在N Engl J Med、Lancet和Br Med J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含共同）中文专著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