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糖尿病肾病（DKD）作为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我国终末期肾病的首要诱因。随着临床与基础研究的深入，DKD的发病机制被逐步揭示，新型诊断标志物与治疗策略不断涌现。

一、疾病机制与生物标志物

1、肌少症与DKD的双向关联：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1]



肌少症与DKD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常见共存，但二者关联及潜在亚组差异尚未完全阐明。该研究纳入4826例基线无DKD患者和4798例基线无肌少症患者，随访中位数5.9年。

结果显示，基线肌少症患者DKD发病率为69.49/1000人年，显著高于非肌少症组（40.39/1000人年），完全校正后风险比1.587（P<0.001）；基线DKD患者肌少症发病率为104.69/1000人年，高于非DKD组（40.61/1000人年），完全校正后风险比2.036（P<0.001）。在年龄组和低肌肉质量方面，肌少症与DKD的关联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在性别、低肌肉质量及糖尿病药物使用方面， DKD与肌少症的关联也存在显著交互作用。限制性立方样条证实 eGFR、UACR与肌少症风险呈非线性关联，肌肉质量指数（ASMI）、握力、步速与DKD风险相关。

结论表明，2型糖尿病患者中肌少症与DKD存在双向关联，独立于人口学、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

2、多组学整合分析揭示DKD中胞吞作用的调节机制[2]



胞吞作用在慢性疾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其在DKD中的作用仍不清楚。该研究首先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获取DKD相关数据集，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EGs），并与胞吞作用相关基因（ERGs）交集得到DKD-胞吞相关基因（DKD-ERGs）；随后筛选潜在核心基因；进而对DKD动物模型开展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分析，并利用DKD患者血清样本进行验证；最后构建风险模型评估核心基因的预测准确性。

研究结果显示，共鉴定出15个DKD-胞吞相关基因，其中ANXA1、CASP3、IL33和C3被确认为潜在核心基因，且经GEO、Nephroseq数据库及动物模型多组学分析、患者血清学检测多重验证。基于这4个核心基因构建的风险评分模型，能有效预测DKD的发病与进展；依据核心基因可将DKD患者分为Cluster1和Cluster2两个亚型，不同亚型的免疫浸润特征与疾病分期密切相关。

结论表明，ANXA1、CASP3、IL33和C3这4个胞吞相关基因具有DKD诊断潜力，有望成为DKD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为DKD的精准诊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3、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PSCs）衍生肾类器官在高糖损伤中的病理变化[3]



针对DKD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传统模型存在局限性的问题，该研究利用hPSCs衍生的肾类器官构建DKD损伤模型，为DKD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新工具。

研究方法为通过高糖干预hPSCs衍生的肾类器官24小时和72小时，构建DKD损伤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高糖干预后：一是糖脂代谢相关基因（LDH、HK2、SGLT2、PLIN2、PPARA、PGC1A、HSL）的mRNA表达显著上调；二是促炎细胞因子（IL-6、IL-1B、TNFA、VCAM1）及IL-10表达增加，表明肾类器官在高糖环境下会产生炎症反应；三是肾脏损伤标志物KIM1表达上调，TUNEL检测证实类器官中凋亡细胞增多；四是纤维化相关分子（TGF-β1、COL4）的表达经RT-qPCR和免疫荧光染色验证均有所升高。

研究表明，hPSCs衍生的DKD类器官模型能够模拟高糖环境下DKD的发病相关变化，包括糖脂代谢紊乱、炎症反应激活、细胞凋亡增加及纤维化进程启动等关键病理特征。该模型为研究DKD的发病机制、疾病进展及损伤过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验工具，有望推动DKD相关研究及治疗药物研发的进展。

4、血清胱抑素C（CysC）作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生物标志物及在糖网-糖肾共病中的作用[4]



研究采用巢式病例-对照设计结合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纳入128例2型糖尿病患者，按病情分为无DR（DM）组、非增殖性DR（NPDR）组和增殖性DR（PDR）组，同时设置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组。

结果显示，多变量logistic分析表明，调整混杂变量后，CysC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与DM患者显著相关（OR=13.22，P=0.001），且与DM患者相比，与NPDR患者相关（P=0.016）；而eGFRCysC是DM（Pvs. 正常=0.002）、NPDR（P vs. DM=0.025）和PDR（P vs. NPDR=0.013）的保护因素。ROC分析证实，CysC和eGFRCysC对DM和NPDR具有优异的诊断效能，eGFR相对差异（eGFRrediff，eGFRCysC /eGFRscr）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对PDR的预测价值优于其他肾脏生物标志物。MR分析显示，血清CysC水平每升高一个标准差，DM（P=0.011）、NPDR（P=0.00067）和PDR（P=0.042）的发病风险均显著增加。

研究表明，肾脏功能障碍标志物CysC和eGFRCysC是NPDR的关键生物标志物，eGFRrediff和UACR可预测PDR。MR分析证实CysC是DR易感性的强风险因素，尤其在疾病早期阶段，为DR的早期诊断及DR与DKD共病的临床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治疗进展

5、肾自体细胞疗法治疗DKD的随机临床试验[5]



尽管现有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延缓DKD患者的疾病进展，但部分患者病情仍继续进展并发展为肾衰竭。为了保护晚期DKD患者的肾功能，额外的治疗策略十分必要。该研究旨在评估肾自体细胞疗法（rilparencel）的疗效与安全性，为晚期CKD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研究为多中心、随机Ⅱ期临床试验，纳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为20~50 ml/min/1.73m²的糖尿病合并CKD患者，按1:1随机分为两组。队列1患者经皮向双侧肾皮质各注射1次rilparencel（由肾活检获取的自体细胞组成），两次注射间隔3个月；队列2患者先接受1次注射，仅在eGFR持续下降或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升高时进行第二次注射。患者随访至最后一次注射后18个月，主要疗效终点为注射前至最后一次注射后eGFR斜率的变化，主要安全性终点为出现与手术或rilparencel相关的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s）的患者比例。

结果显示，53例患者被随机分组，49例至少接受1次注射。队列1注射前eGFR年斜率为-5.84 ml/min/1.73m²/年，注射后为-1.27 ml/min/1.73m²/年，差异为4.57 ml/min/1.73m²/年（95%CI：1.95~7.18）；队列2注射前eGFR年斜率为-3.40 ml/min/1.73m²/年（SE=0.81），注射后为-1.71 ml/min/1.73m²/年，差异为1.70 ml/min/1.73m²/年（95%CI：-0.24~3.63）。预设的多个基线亚组中未观察到交互作用。87次注射中，16例患者出现手术相关TEAEs，6例患者出现rilparencel相关TEAEs，无产品相关严重不良事件及手术或产品相关死亡报告。

研究表明，双侧肾脏注射rilparencel可能具有肾功能保护作用，且安全性良好。目前多中心、Ⅲ期随机假对照研究正在进行中，有望进一步验证该疗法的临床价值。

6、恩格列净改善合并高尿酸血症的DKD肾损伤[6]



该研究旨在探究恩格列净通过激活AMPK、调控自噬与凋亡缓解合并高尿酸血症的DKD肾损伤的机制，为该并发症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采用临床肾组织样本、糖尿病高尿酸血症小鼠模型及HK-2肾小管上皮细胞三重研究体系，结果显示，在高糖、高尿酸条件下，恩格列净处理可显著提高肾组织及HK-2细胞中LC3的表达水平，促进AMPK磷酸化，并降低活化型caspase-3的水平；在糖尿病高尿酸血症小鼠体内，恩格列净能有效减轻肾脏纤维化，改善肾脏病理损伤。而联合应用AMPK抑制剂后，恩格列净的上述保护作用被逆转，自噬激活受到抑制，凋亡信号通路得以恢复。

研究表明，恩格列净通过激活AMPK信号通路，促进自噬过程并抑制细胞凋亡，从而发挥肾脏保护作用，AMPK在这一机制中扮演核心介导角色。该研究证实了恩格列净在治疗合并高尿酸血症的DKD中的潜在价值，为临床相关并发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7、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作为DKD进展潜在抑制剂的作用[7]

肠道菌群失调在DKD)患者中很常见，可能是其发病机制之一。在微生物代谢物中，丁酸盐在调节2型糖尿病中的抗氧化蛋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该研究采用体内实验设计，将15只8周龄、体重250-300g的雄性Wistar大鼠随机分为三组（每组5只）：对照组（第1天腹腔注射0.9%生理盐水和0.1M柠檬酸盐缓冲液，pH4.2）、2型糖尿病组（先腹腔注射100 mg/kg烟酰胺，再腹腔注射60 mg/kg链脲佐菌素，溶于0.1M柠檬酸盐缓冲液，pH4.2）、2型糖尿病+益生菌组（在T2DM建模基础上，通过灌胃给予复合益生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浓度为1010CFU/mL，持续6周）。

结果显示，益生菌治疗显著提高了大鼠体内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2（Nrf2）的表达水平和谷胱甘肽含量，有效降低了尿和脂质过氧化水平；除缓解氧化应激外，还改善了肾脏功能，表现为血清肌酐水平降低、微量白蛋白尿减少以及菊粉清除率升高。

研究表明，益生菌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氧化应激状态，进而阻止DKD进展，具有肾脏保护作用，有望成为减少T2DM患者DKD发病率的潜在治疗手段，为DKD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8、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与2型糖尿病患者DKD风险的队列研究[8]



通过最佳血糖控制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患糖尿病肾病的风险。与中性鱼精蛋白 (NPH) 胰岛素相比，尚不清楚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的药理学特性是否可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

该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使用长效胰岛素类似物或中效NPH胰岛素的2型糖尿病患者，主要结局指标为新发DKD，次要结局指标为慢性肾脏病（CKD）和终末期肾病（ESRD）。

结果显示，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使用者的DKD发病率为16.3/1000人年（95%CI：15.3~17.4），NPH胰岛素使用者为17.5/1000人年（95%CI：16.3~18.8）。与NPH胰岛素相比，使用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与DKD风险无显著关联（校正HR：0.94，95%CI：0.85~1.04）；在次要结局中，长效胰岛素类似物与CKD风险降低相关（校正HR：0.91，95%CI：0.88~0.94），但与ESRD风险无显著关联（校正HR：0.78，95%CI：0.46~1.32）。

研究表明，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与使用NPH胰岛素相比，使用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并未显著改变DKD的发病风险。

参考文献
1.Wu L, et al. BMC Nephrol . 2026 Jan 10. doi: 10.1186/s12882-025-04735-7. Online ahead of print.
2.Kang Y, et al. Inflammation . 2026 Jan 13. doi: 10.1007/s10753-025-02401-6. Online ahead of print.
3.Qian Z, et al. BMC Nephrol . 2026 Jan 8. doi: 10.1186/s12882-025-04566-6. Online ahead of print.
4.Chen X, et al. J Transl Med . 2026 Jan 12. doi: 10.1186/s12967-025-07552-6. Online ahead of print.
5.Borut Č, et al. Clin J Am Soc Nephrol . 2026 Jan 2. doi: 10.2215/CJN.0000000969. Online ahead of print.
6.Zhang Z, et al. Saudi Pharm J . 2026 Jan 13;34(1):4. doi: 10.1007/s44446-025-00054-y.
7.Vitoria Cecilia Souza Costa, et al. J Bras Nefrol . 2026 Jan 12;48(2):e20250143. doi: 10.1590/2175-8239-JBN-2025-0143en.
8.Brillinger J,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 2026 Jan 12. doi: 10.1111/dom.70397. Online ahead of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