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全球肾脏病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世界肾脏病学大会（WCN）聚焦肾脏病领域前沿机制与临床转化进展。在WCN 2026 “慢性肾脏病（CKD）中的肠-肾轴：机制解析与治疗前景”专题会议中，法国Laetitia Koppe教授、德国Johannes Holle教授和日本Shinji Tanaka教授分别就肠道作为CKD跨器官对话的枢纽、肠道菌群失调中年龄与肾病的区分以及肠-脑-肾轴在急性肾损伤（AKI）中的作用发表报告。本文对报告的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梳理，以飨读者。

一、肠道：CKD跨器官对话的中心枢纽

本报告由法国里昂第一大学Laetitia Koppe教授主讲，系统阐述了肠道菌群在CKD发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与靶向治疗策略。

据统计，2017年全球CKD患者已达8.436亿，约占全球人口的十分之一，且自1990年至2017年间，CKD相关死亡率增加了41.5%[1]。CKD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呈显著升高趋势，除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外，以尿毒症毒素（UTs）蓄积为代表的非传统危险因素，是驱动CKD进展与靶器官损害的核心机制。尿毒症毒素是肾功能衰竭时体内蓄积的代谢产物，其中相当一部分由肠道菌群代谢产生，包括蛋白结合类毒素硫酸吲哚酚（IS）、硫酸对甲酚（PCS）等。这类毒素在CKD患者体内呈慢性、高浓度蓄积，难以通过常规透析清除，这一发现使得学界提出了“CKD本质上是一种肠道疾病”的观点[2]（图1）。


图1. 肠-肾轴中尿毒症毒素的生成、循环与清除及干预策略示意图

Koppe教授指出，既往CKD肠道菌群相关研究68%来自中国人群，聚焦菌群组成而非功能，且缺乏长期随访。现有证据一致表明CKD患者肠道菌群存在多样性降低的特征，肠球菌科和脱硫弧菌科增多，而普雷沃氏菌科和乳杆菌科减少[3-5]。为此，Koppe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法国-比利时联合研究（CKD-REIN研究），纳入240例CKD患者和938名健康志愿者，经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证实，CKD患者菌群紊乱加重、产尿毒症毒素菌种丰度升高，菌群结构变化与既往一致，且吲哚合成等尿毒症毒素生成相关功能模块显著上调。

为明确肠道菌群与CKD的因果关系，团队经粪菌移植实验证实，终末期肾病患者粪菌可直接诱导无菌CKD模型小鼠肾损伤，验证了菌群的直接肾毒性；体外发酵实验显示，CKD患者菌群可过量产生吲哚、对甲酚等尿毒症毒素前体，且生成受饮食显著调控。针对CKD进展，团队240例患者队列显示菌群组成及基因组潜能与CKD进展无显著关联，但人群队列提示健康人基线菌群可预测未来CKD发病风险，该因果问题待更大规模随访验证。正在开展的French Gut项目计划2027年前完成10万份粪便及配套临床数据收集，将提供关键循证依据。

治疗方面，Koppe教授提出可从尿毒症毒素的生成、循环和清除三个环节进行干预。强调经验性菌株选择无法带来稳定临床获益，必须建立理性严谨的筛选流程。基于该筛选体系，团队研发了SynCKD合生元，在CKD小鼠模型中可显著降低菌群紊乱程度、减轻肾纤维化并降低血浆尿毒症毒素水平[6]。此外，饮食干预是靶向肠-肾轴的另一核心手段。低/极低蛋白饮食可减少前体氨基酸摄入，降低硫酸吲哚酚和氧化三甲胺水平，并下调参与尿毒症毒素合成相关功能模块[7,8]；植物性饮食同样有助于降低CKD进展风险和全因死亡率[9]（图2）。


图2. 针对慢性肾脏病的智能益生菌/合生元筛选与研发流程示意图

二、肠道菌群失调：年龄还是肾脏病？

本专题中，Johannes Holle教授从方法学角度对肠道菌群研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首先强调了微生物组（microbiome）与微生物群（microbiota）的概念区分：前者不仅包括细菌、古菌、真菌、原生生物等微生物群落本身，还涵盖其结构元素、代谢产物及环境条件[10]。

Holle教授指出，衰老伴随的营养摄入改变、消化酶分泌减少、黏膜免疫下降等生理变化，可独立影响肠道菌群组成。CKD患者多为老年人群，多病共存、多重用药、饮食限制及尿毒症对肠道功能的影响，使得区分年龄效应与CKD特异性效应极为困难[11]。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Holle教授提出了一个创新思路：利用儿童CKD队列进行研究，排除了衰老、多病共存等混杂因素，精准解析CKD的特异性作用。其团队对健康儿童（HC）、CKD患儿和血液透析（HD）患儿开展了多组学研究，结果发现CKD和HD患儿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显著降低，芳香烃受体（AhR）活性下降，同时单核细胞中炎症基因富集程度增高（图3）。


图3.儿童慢性肾脏病中微生物组-代谢组-免疫轴的多组学分析示意图

为从关联过渡到因果关系，Holle团队将儿童CKD/HD患者及健康对照的粪便移植至无菌小鼠。结果表明，接受HD患者粪菌移植的小鼠出现显著的心脏纤维化加重及免疫细胞浸润增加，有力证明了CKD相关菌群改变可独立驱动心血管病变。此外，AhR激动剂治疗可改善肾切除小鼠的心脏损伤，提示微生物代谢物介导的AhR通路可能是CKD心血管并发症的重要治疗靶点。

三、神经调控下的肠-脑-肾轴与AKI

Tanaka教授从神经免疫学的独特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迷走神经刺激（VNS）在AKI中的肾脏保护机制。目前，AKI尚无经批准的特异性治疗药物，这一现状推动了对神经调控炎症策略的探索。迷走神经干由传入纤维（感觉）和传出纤维（运动）组成。传统的胆碱能抗炎通路（CAP）主要依赖传出纤维：信号经腹腔神经节传至脾神经，在脾脏内激活ChAT+T细胞，进而通过α7nAChR受体抑制巨噬细胞炎症反应[12]（图4）。

图4. 迷走神经刺激激活CAP的机制示意图

Tanaka团队运用光遗传学技术，分别选择性激活迷走神经传出与传入纤维，结果显示在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两者均可显著减轻肾损伤。该研究拓展了传统CAP理论，揭示传入迷走纤维→脑干C1神经元→交感神经→脾神经→脾脏的第二条肾保护通路，两条通路均经脾脏发挥抗炎作用。此外，团队发现口服D-阿洛酮糖可通过肠道-迷走传入神经-脑发挥肾保护作用，为AKI提供了全新无创干预思路。

总结

本专题会议从基础机制到转化应用，全方位更新了肾脏病领域对肠-肾轴的认知。明确了肠道作为器官间串扰核心枢纽的地位，揭示了CKD特异性肠道菌群特征，建立了靶向菌群的理性筛选体系，为益生菌、饮食干预等治疗手段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坚实循证依据。同时，首次完整揭示了肠-脑-肾轴的神经调控机制，突破了传统肠肾轴的研究范畴，为AKI提供了全新的神经调控干预策略。

参考文献
[1] Kovesdy CP. Kidney Int Suppl. 2022;12(1):7-11.
[2] Glorieux G, et al. Nat Rev Nephrol. 2026;22(1):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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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mir S, et al. Am J Kidney Dis. 2024;83(5):624-635.
[10] Berg G, et al. Microbiome. 2020;8(1):103.
[11] Ghosh TS, et al.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2;19(9):565-584.
[12] Tanaka S,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118(12):e202175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