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6月3~6日，第63届欧洲肾脏协会年会（ERA）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慢性肾脏病（CKD）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起病隐匿、知晓率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入疾病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尽管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等心肾保护药物已获指南强力推荐，但真实世界中的早期诊断率和规范用药率仍偏低，远未达到理想水平。本届大会上，多项聚焦CKD早期筛查、风险预测及SGLT2i真实世界应用的重磅研究集中发布，中国学者亦贡献了重要循证数据。本文整合ERA 2026发布的多项核心研究成果，全面解析CKD诊疗现状、真实世界SGLT2i应用差距与早筛早诊早治落地策略，系统梳理CKD全程管理领域的最新进展。

PART 01
CKD全球疾病负担与未被满足的核心需求

不断攀升的患病率与低下的早期诊断率

CKD影响全球约8.5亿人，疾病负担沉重。芬兰坦佩雷大学医院Milla Summanen团队利用全国性注册数据库，分析了2015~2024年间芬兰CKD诊断趋势，结果显示，具有CKD相关诊断记录的患者数量从2015年的25 540例飙升至2024年的59 771例（增长134%）。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起，新发CKD诊断在初级保健中的记录数量急剧增加（从8184例增至15 792例），这与SGLT2i获得CKD适应证及医保覆盖的时间点高度吻合。然而，尽管诊断数量上升，多数患者仍在中晚期（CKD 3期及以上）才被记录，且CKD相关的二级保健就诊和住院负担沉重（2024年人均12.6次就诊和0.47次住院），尤其在CKD 5期患者中更为突出[1]。这些数据提示，尽管CKD诊断意识有所改善，但早期识别窗口仍严重滞后。

英国伯明翰大学医院Javeria Peracha团队开展的长达10年（2015~2025）、涵盖126万例患者的高危人群CKD管理趋势研究发现，尽管CKD登记患者的年度eGFR检测率长期稳定在71%~83%，但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检测率波动剧烈：2016年国家财政激励取消后，检测率从69%骤降至29%，2020年回升至43%，但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下滑至24%，2025年也不过恢复至55%；而持续保留激励政策的区域，2025年UACR检测率高达79%，这一结果强有力地证实了国家政策对高危人群规范化筛查的积极作用。治疗方面，10年间降脂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处方率显著提升，但SGLT2i在非糖尿病CKD人群中使用率仅7%。更值得关注的是，2022~2025年间，满足CKD诊断标准（两次eGFR＜60 mL/min/1.73 m²，间隔＞90天）却无CKD诊断编码的患者数从7205例降至2655例，仍有大量早期患者未被及时识别[2]，凸显蛋白尿筛查不足、CKD诊断滞后的现实困境。

IgA肾病蛋白尿管理的现实挑战

IgA肾病（IgAN）是CKD及终末期肾病（ESKD）的重要病因，蛋白尿水平既是评估疾病活动度的核心指标，也是预测肾功能进展的关键生物标志物。2025年KDIGO指南明确推荐，将蛋白尿控制在＜0.5 g/d，以延缓肾功能进行性丧失。

一项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欧洲五国开展的真实世界研究，系统对比了不同蛋白尿控制水平下IgAN患者的临床特征与诊疗差异。该研究纳入481例具备完整蛋白尿数据的非透析IgAN患者，其中21%（103例）患者蛋白尿未达标（≥0.5 g/d），79%（378例）患者蛋白尿控制良好（＜0.5 g/d）。未达标组患者中，77%已进展至CKD 3期及以上，显著高于达标组的51%；24%存在中度至高度疾病活动性，而达标组仅4%。诊疗层面，未达标组转诊后平均活检等待时间为3.3个月，长于达标组的2.8个月；治疗方案上，两组均以ACEi/ARB或联合SGLT2i为基础方案，然而达标组81%可维持初始治疗方案，未达标组48%需接受二线或三线治疗，凸显未控制蛋白尿患者的治疗复杂性与更高的疾病进展风险[3]。

在美国开展的阿德尔菲IgAN专项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揭示，蛋白尿未达标显著加重IgAN患者的疾病负担并降低生活质量。研究纳入265例IgAN患者，其中67例完成症状与生活质量评估问卷。结果显示，75.1%的患者存在蛋白尿升高（≥0.5 g/d），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显著低于蛋白尿达标者（54.6 vs. 68.4 mL/min/1.73 m²，P=0.0002）。蛋白尿未达标患者最常见的不适症状包括疲劳或精力不足（50.0%）、下肢水肿（28.6%）及关节酸痛（28.6%），总体症状严重度评分显著高于达标组（P=0.0001）。此外，蛋白尿未达标患者肾病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KDQOL-36™评分50.1 vs. 87.0，P=0.0002），心理健康水平亦明显下降（SF-12评分：43.8 vs. 54.7，P=0.0020），焦虑、抑郁发生风险更高[4]。

两项真实世界证据表明，蛋白尿未达标不仅加速IgAN患者肾功能恶化，还显著加重其身心负担；即便采用指南推荐的基础联合治疗，仍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强化蛋白尿管控、优化早期干预以及探索新的治疗策略，是改善IgAN乃至CKD全程管理的关键。

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指南推荐与现实实践的鸿沟

KDIGO、NICE等国际指南已将SGLT2i联合RAASi列为CKD核心基础治疗，无论是否合并糖尿病，均推荐用于延缓肾功能衰退、降低心肾事件风险。但真实世界中的药物使用情况远不理想。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Miriam C. Banas团队基于约450万人的德国法定健康保险索赔数据（2018~2023年）的分析显示，2023年已诊断CKD患病率为5.4%，其中27.1%合并2型糖尿病（T2D），17.3%合并心衰（HF），21.7%同时合并T2D+HF，而高达33.9%的CKD患者无这两种主要合并症。合并心衰的患者死亡率最高（单纯合并HF者为14.6%，T2D+HF者为15.4%）。尿白蛋白检测严重不足，尤其在非糖尿病人群中（单纯合并T2D者为30.1%，单纯合并HF者为5.4%）。更令人担忧的是，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GDMT，即ACEi/ARB+SGLT2i）使用率总体极低。即使在T2D+HF组也不过34.4%，在无T2D/HF的CKD 4期患者中仅9.2%接受GDMT[5]。

英国苏格兰NHS Tayside和Fife地区的另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同样揭示了这一问题。在符合SGLT2i处方指南定义的CKD患者中，实际处方率从2022年的10.7%小幅上升至2024年的17.4%，超80%符合条件者仍未接受治疗（图1）。女性、75岁以上老年人及非T2D患者中的处方率显著更低（2024年，女性13.2% vs. 男性22.1%；75岁以上仅12.7% vs. 55~64岁30.5%）[6]。


图1. SGLT2i在符合条件患者中的处方情况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晋伟、张路霞、赵明辉教授团队开展的全国性C-STRIDE-II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CKD患者GDMT落实不足的严峻现状。该研究纳入全国18家三级医院共5365例1~5期CKD患者，结果显示，RAASi、SGLT2i、MRA及GLP-1RA使用率分别仅为28.75%、23.33%、9.12%和0.7%，整体GDMT应用严重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基于肾衰竭及心血管风险分层分析发现，随着疾病风险升高，RAASi与SGLT2i的使用率反而呈下降趋势[7]，提示国内CKD风险分层指导下的规范化治疗体系尚待完善，指南与临床实践之间仍存在显著鸿沟。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共同揭示，CKD的早期检测和GDMT（尤其是SGLT2i）的推广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巨大缺口，亟待系统性的干预措施。

PART 02
早筛早诊：破解CKD隐匿性的核心抓手

早期识别与风险预测工具的验证与应用

为实现CKD“主动预防”，精准识别进展高风险人群是第一步。NURTuRE-CKD队列研究对2299例CKD患者（中位eGFR为35 ml/min/1.73 m²，中位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为194 mg/g，24%合并糖尿病）进行了2年随访，头对头比较了两种常用风险预测模型——肾脏衰竭风险方程（KFRE）和CKD预后联盟模型（CKD-PC）。结果如表1所示，KFRE在预测肾脏替代治疗（KRT，c-index 0.90 vs. 0.87）和肾脏衰竭（KF，c-index 0.90 vs. 0.84）方面显著优于CKD-PC，且在不同糖尿病状态患者中表现一致。CKD-PC在预测eGFR下降≥40%方面略有优势（0.71 vs. 0.69）。两个模型对全因死亡预测能力均较差（c-index 0.55~0.57）。该研究证实，简化模型（KFRE）在预测硬终点方面更为可靠，有助于临床决策[8]。

表1. NURTuRE-CKD队列研究中两种风险预测模型预测2年肾脏结局的区分度

此外，RESET CKD合作项目通过患者水平模拟研究发现，使用临床试验中报告的线性eGFR斜率，结合KFRE，可以准确地再现五个关键CKD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终末期肾脏病（ESKD）和全因死亡率，平均绝对误差低至0.7个百分点。这为卫生经济学模型评估CKD新疗法的长期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支持，也间接证明了基于eGFR和蛋白尿的风险分层是可靠且实用的[9]。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Kirsty Crowe团队基于英国生物银行开展的大样本外部验证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款无需尿检的蛋白尿风险预测模型，为CKD早期筛查提供了便捷工具。该模型通过SHAP方法从40余项常规指标中筛选出年龄、性别、血清肌酐、白细胞计数（WCC）、总胆红素、血清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甘油三酯、血浆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BMI及血压共12项易测指标，用于估算UACR升高风险（图2）。研究进一步通过英国生物银行共477 903例患者数据进行了外部验证，结果显示，WCC、收缩压、血清肌酐、HbA1c为核心预测因子；该模型在男性、亚裔/黑人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表现更优，尤其在UACR ≥ 500 mg/g的阈值下特异度高、区分度良好[10]，可有效识别CKD高风险人群。


图2. 12项UACR升高风险相关指标

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视角下的早期干预价值

心-肾-代谢综合征（CKM）是以代谢危险因素、CKD与心血管系统之间存在病理生理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全身性疾病，患者发生心肾不良结局的风险显著升高。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刘志红院士团队基于中国天津和厦门两个大型真实世界数据库（共165 177例CKM患者）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早期干预的理念。心肾事件定义为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较基线下降≥40%、进展至终末期肾病、启动肾脏替代治疗、或因心血管疾病住院。研究发现，高龄、低eGFR、合并高血压、心衰、房颤及CKD等均为心肾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图3），且CKM分期越晚，心肾事件风险越高。尤为关键的是，使用降钾药物、RAASi及降脂药均与心肾事件风险降低相关，其中降钾药物的关联效应最为显著。该研究从心肾预后层面，支持了在CKM早期积极进行多危险因素综合管理的必要性[11]。


图3. 基于中国天津、厦门队列数据，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的基线特征与心肾事件风险关联的森林图

PART 03
真实世界证据：SGLT2i为核心的全病程干预新体系

SGLT2i的启用时机与患者特征

OPTIMISE-CKD CEE是中东欧地区首批描述启动10 mg达格列净治疗CKD患者特征的真实世界研究，纳入了中东欧7国的1056例患者。研究显示，临床实践中启动达格列净的CKD患者，其疾病分期已较晚：30%中危、38%高危、32%极高危；CKD 1~2期仅10%，CKD 3~4期高达87%，且合并高血压（91%）、T2D（45%）、心衰（21%）和贫血（21%）的比例较高。尽管86%的患者同时使用RAASi，但在启动SGLT2i前1年内，已有15%的患者因CKD住院[12]。这些数据明确提示，中东欧地区多数CKD患者在中晚期才启动达格列净，整体风险高、合并症重，错失了在疾病早期提供最大心肾保护的“黄金窗口”。

英国一项基于Discover-NOW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进一步证实，CKD诊疗存在诊断编码与SGLT2i启动的双重延迟。该研究纳入40 412名初筛提示CKD的患者，结果显示仅12.8%在1年内完成早期诊断编码，49.5%编码延迟超过12个月，37.7%随访期内未编码，中位编码延迟长达3.7年；早期编码患者基线肾功能更差、蛋白尿水平更高，多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在73.5%符合SGLT2i用药指征的患者中，仅40.9%在随访期内接受SGLT2i治疗，其中只有21.5%在6个月内及时启动治疗，中位启动延迟达3.5年。相比治疗延迟的患者，及时启动的患者UACR检测率更高（93.5% vs. 79.2%）、2型糖尿病比例更高（71.8% vs. 55.0%）,提示UACR常规筛查与糖尿病等慢病管理可促进CKD患者及时启动SGLT2i规范治疗[13]。

创新临床试验模式助力患者可及性

在临床试验中，频繁实验室监测eGFR给患者带来了沉重负担，也降低了临床试验的可及性。为了降低患者参与临床试验的门槛，Stephanie Kay Ashenden团队提出了一种结合实验室检测与居家肌酐自测的统计框架，用于获得稳定可靠的eGFR终点，并评估手持式肌酐检测仪用于患者自测的可行性。研究发现，通过统计模型校正手持设备固有的测量误差（变异系数CV 5~20%）后，家庭自测的肌酐值能可靠地用于CKD和肾移植临床试验中的eGFR终点评估。这一策略有望大幅减少患者随访负担、扩大招募覆盖面、提高人群代表性，促进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受试者招募，并符合远程、去中心化临床试验的监管趋势[14]。

从经济学角度支持SGLT2i的广泛应用

丹麦Thea Kjaer团队的卫生经济学评估（基于DAPA-CKD和DECLARE-TIMI 58试验数据）显示，在丹麦医疗体系下，对于指南推荐的各CKD亚组（无论是否合并T2D或HF），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达格列净均具有成本效果。整体人群中，达格列净具有成本-效益，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为7499欧元/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对于高尿白蛋白肌酐比（UACR≥200 mg/g）的患者，达格列净更具优势（更有效且成本更低）[15]。该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推动SGLT2i在CKD中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依据。

PART 04
临床实践启示与未来展望

综合本届ERA大会发布的上述循证证据，推动CKD管理从“晚期干预”向“全程管理”转型，亟需在以下方面采取行动：

强化早期筛查与风险分层
推广使用基于eGFR和UACR的简便风险评估工具（如KFRE），在初级保健和糖尿病、高血压等高风险人群中常规开展CKD筛查，将诊断关口前移至CKD 1~2期。针对IgA肾病这一CKD重要病因，需强化蛋白尿全程管控。

优化GDMT
打破“仅在肾病专科或疾病晚期才启用SGLT2i”的旧有模式。对于所有符合适应症的CKD患者（包括无T2D者），应尽早、足量启动RAASi和SGLT2i联合治疗，并关注性别、年龄等因素导致的不平等用药差异。

建立多学科整合管理路径
CKM的管理模式要求打破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之间的壁垒，建立跨学科协作路径，同步管理血糖、血压、蛋白尿及心衰，最大化心肾保护。

PART 05
总结

本届ERA 2026大会发布的多项真实世界研究，以详实的数据揭示了当前CKD管理中“早期诊断缺失、规范治疗延误”的严峻挑战。从芬兰的全国注册趋势，到德国、英国的真实处方率，再到中欧患者的晚期启用特征，一致的证据指向共同的结论——SGLT2i等具有心肾保护作用的药物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严重滞后于指南推荐。

CKD管理必须从晚期被动治疗，转向早期主动干预。推广基于eGFR和UACR的常规筛查、普及使用已验证的风险预测模型、并尽早启动SGLT2i联合RAASi治疗，应成为新的诊疗范式标准。未来，通过多学科协作、创新试验模式和质量改进项目，有望真正弥合指南与实践的鸿沟，让更多CKD患者受益于“早筛、早诊、早治疗”的全程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1]Summanen M, et al. Early CKD Identification in Finland: Nationwide Trends in Diagnosis and Healthcare Use, 2015-2024.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2]Peracha J, et al. Trends in Primary Care CKD Management for a High-Risk Population in England: 2015–2025.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3]Santos L, et al. Real-world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IgAN and uncontrolled proteinuria versus controlled proteinuria in Europe.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4]Iff J, et al. Patients with IgA Nephropathy and Elevated Proteinuria Have Significant Symptom Burden: Results from a Real-World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5]Banas MC, et al. CKD Care Across Comorbidity Profiles: Claims-Based Insights by Diabetes and Heart Failure Status.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6]Philippa T, et al.Mind the (Treatment) Gap: Eligibility versus Prescribing in Core Therapies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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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ito O, et al. KFRE versus CKD-PC for 2-year risk prediction in CKD: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with diabetes stratification in NURTuRE-CKD.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9]Davis J, et al. Validity of Linear eGFR Slopes for Predicting Kidney Failure: A RESET CKD Patient-level Simulation across Pivotal CKD Trials.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0]Crowe K, et al. Albuminuria pre-screening without urine tests: UK external validation of a urine albumin:creatinine ratio prediction model.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1]Ren G, et al. Risk Factor for Cardiorenal Events Risk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CKM) Syndrome.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2]Stompor T,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using dapagliflozin in real-life setting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OPTIMISE-CKD CEE study.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3]Muktadir G, et al. Delays in diagnostic coding and SGLT2 inhibitor initi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reliminary finding from an England regional study.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4]Ashenden SK, et al. Hybrid laboratory and home-based creatinine measurement for eGFR endpoints in CKD and transplant trials.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

[15]Kjaer T, et al.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GLT2-inhibitor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he Danish Healthcare System. ERA Congress, Glasgow, UK, 3–6 June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