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补体系统作为固有免疫的核心环节，近年来已成为肾脏病领域最受瞩目的治疗靶点之一。从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aHUS）、C3肾小球病（C3G）到IgA肾病（IgAN），补体靶向药物的研发正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此背景下，我国原研补体靶向药物展现出强劲的临床实力，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口服盐酸兰诺可泮（MY008211A）治疗IgAN 12周的尿蛋白达标率高达40%[1]。随着治疗时机、干预深度与评估窗口的全面前移，指南所设定的尿蛋白 < 0.5 g/d 深度缓解逐步成为可及目标，正推动IgAN的临床诊疗理念从传统的“延缓进展”走向“早期深度缓解”。

在2026年欧洲肾脏协会（ERA）大会现场，本刊特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马坤岭教授，围绕补体相关性肾病的机制分层、研发靶点前移趋势以及我国原研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2024年《补体相关性肾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将补体相关性肾病分为补体直接介导（如aHUS、C3G）和补体参与介导（如IgA肾病、ANCA相关性血管炎）两大类。请您从机制层面谈谈，补体系统在这两大类肾病中扮演的角色有何本质差异？这对治疗策略的制定有何指导意义？

马坤岭教授

2024年中国首部《补体相关性肾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将补体相关性肾病系统地分为两大类。从机制层面看，这两类疾病中补体扮演的角色有本质区别。

以aHUS、C3G为代表的“补体直接介导”的疾病中，补体异常是核心病因，往往可以追溯到补体调节蛋白的基因突变(如CFH、CFI、MCP突变)或自身抗体(如C3肾炎因子)导致补体旁路途径的持续过度活化，补体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而IgAN、ANCA相关性血管炎这类“补体参与介导”的疾病，补体并非启动因素，而是被免疫复合物沉积、抗中性粒细胞抗体等上游事件激活后，作为关键的下游放大器，通过C3a/C5a招募炎症细胞、形成膜攻击复合物（MAC），加剧肾小球损伤。

这一分层对治疗策略制定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前者，补体抑制是病因治疗，往往需要长期乃至终身用药；后者，补体抑制属于“关键节点干预”，目的是阻断病理性放大环路，常需要与上游免疫调节治疗协同，这也提示我们，后者对补体抑制剂用药时机、疗程安排都需要进一步考量。

补体激活有经典途径、凝集素途径和旁路途径三条，最终汇聚于C3和C5。从C5末端抑制剂到B因子、D因子、C3等近端靶点，靶点的“前移”是近年来补体药物研发的重要趋势。请您分析，相比C5单抗，作用于补体旁路途径上游的B因子抑制剂，在阻断病理性补体放大循环、保留宿主免疫防御方面具有哪些独特优势？

马坤岭教授

首先从机制层面看，C5单抗作用于补体级联反应的末端，主要阻断MAC的形成和C5a的炎症招募，但不能阻断上游C3水平的扩增。而在补体旁路途径中，B因子裂解形成的Bb与C3b结合形成C3转化酶(C3bBb)，这是触发C3正反馈放大环路的核心节点。如果不在这一上游环节加以阻断，即使下游C5被抑制，C3片段在肾小球的持续沉积仍会造成系膜细胞活化、足细胞损伤等不依赖MAC的病理过程。这一点对IgA肾病等以C3沉积为特征的肾病尤为关键。

从临床优势看，B因子抑制剂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选择性作用于旁路途径，理论上感染风险较C5抑制剂可能更低；第二，小分子口服给药，患者依从性显著优于需要长期静脉/皮下注射的单抗类药物；第三，通过抑制C3转化酶，能从上游同时切断C3、C5两个层面的病理激活，理论上对补体广泛参与的疾病谱效应更全面。

在补体相关性肾病的治疗中，IgA肾病因患者基数大、东亚高发，是近年来补体靶向药物研发的重点战场。本届ERA年会上，包括口服盐酸兰诺可泮（MY008211A）Ⅱ期研究在内的多项补体靶向药物数据相继公布。从研究者的视角，您认为补体B因子抑制剂这类口服小分子，在我国IgA肾病庞大的患者人群中具备怎样的临床应用前景？

马坤岭教授

IgA肾病在中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占比约40%，巨大的患者基数和严峻的进展风险共同塑造了这个赛道的战略地位。机制契合度上，IgA肾病系膜区C3沉积、而C1q/C4通常阴性的免疫荧光模式，以及尿液sC5b-9升高等证据，明确指向旁路途径，B因子抑制剂直接作用于这一关键环节。临床可及性上，IgA肾病患者群体年轻、需要长期用药，口服小分子相比注射类生物制剂在基层落地、长期依从性、经济学评估方面都有显著优势。

本届ERA年会上公布的兰诺可泮Ⅱ期数据，展示了我国原研补体B因子抑制剂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的初步研究结果。这对于探索更适合中国IgA肾病患者的治疗选择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前景的兑现还有赖于Ⅲ期研究的进一步验证、长期安全性数据的积累、以及在真实世界中对不同亚型患者的精准应用。我们期待这一类药物能够为改善我国IgA肾病患者的长期预后提供新的可能。

本届ERA年会聚焦了大量补体相关肾病的最新研究，从aHUS、C3G到IgA肾病，多个靶点的临床数据集中亮相，有哪些前沿成果让您印象深刻？

马坤岭教授

本届ERA年会补体相关肾病专题确实让人感受到这一领域正处于“集中收获期”。我个人重点关注了三个方向的进展。

第一，aHUS、C3G这两类“补体直接介导”的疾病治疗版图正在快速重构。除了已上市的C5抑制剂，B因子抑制剂在C3G中的Ⅱ/Ⅲ期数据更新，以及D因子抑制剂、抗C3抗体等多个新靶点同步推进，标志着这些既往治疗手段有限的疾病正在迎来真正的“病因治疗”时代。

第二，IgA肾病赛道的“百花齐放”格局已经逐步成型。本届年会上，内皮素受体拮抗剂、APRIL/BAFF抑制剂、补体B因子抑制剂、SGLT2抑制剂联合策略等多类机制药物均有重磅数据公布。

第三，KDIGO IgA肾病指南更新的方向已经初步明朗。从年会的多场专题讨论可以感受到，新版指南将进一步强调“风险分层下的早期强化治疗”理念，新型靶向药物在指南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会得到更明确的提升。

总体来看，我国原研补体靶向药物的快速崛起，这不仅是产品层面的突破，更代表着我国肾脏病临床研究能力、转化医学体系建设的整体进步。我们正在从“指南使用者”逐步走向“指南贡献者”。

总结

本次访谈中，马坤岭教授系统阐释了补体相关性肾病的机制分层逻辑。“补体直接介导”疾病以补体异常为核心病因，补体抑制属病因治疗；“补体参与介导”疾病中补体为下游放大器，补体抑制需与上游免疫调节协同。在此框架下，研发靶点由C5末端向B因子、D因子、C3等近端“前移”，其核心价值在于从上游切断C3正反馈放大环路，在机制上兼顾了疗效全面性、给药便利性与免疫安全性。

IgA肾病凭借庞大的患者基数与高度契合旁路途径的发病机制，成为口服小分子补体抑制剂最具潜力的应用领域之一。以兰诺可泮Ⅱ期研究为代表，我国原研补体靶向药物的集中亮相，既彰显了本土临床研究的能力，也预示着IgA肾病治疗格局的深刻变革。

专家简介


马坤岭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主任
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肾脏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药理学会肾脏药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肾脏病理生理专委会委员
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委会委员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Genes & Diseases杂志副主编。
主要从事糖、脂代谢紊乱介导靶器官损害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省部级课题7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成果奖励9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Hepatology、J Am Soc Nephrol、Cell Death Differ、J Extracell Vesicles、Cardiovasc Res等国际知名杂志累计发表SCI收录论文50篇。

参考文献：Significant Proteinuria Reduction with the Oral Factor B Inhibitor MY008211A in IgA Nephropathy: 12-Week Interim Results from a Phase 2 Trial. ERA Congress 2026 Glasg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