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地时间6月6日下午，在202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ADA2026）的“ADA/EASD 2型糖尿病管理共识声明：2型糖尿病高血糖管理”专题中，多位专家共同审视了这一多因素策略的核心内容。该共识声明目前尚未最终定稿，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并将在本次会议结束后继续通过线上渠道收集反馈。作为对2022版共识的进一步更新，这份2026年共识声明在患者行为评估与干预、药物选择及用药策略方面采用了更为全面的方法，旨在改善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结局。

专题会议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糖尿病研究中心Melanie Davies教授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John B. Buse教授共同主持。会上，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布莱根妇女医院Vanita R. Aroda教授、杜克大学医学院及杜克临床研究所Jennifer Green教授，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Chantal Mathieu教授分别作了主题介绍。本刊整理相关要点，以期帮助大家了解这一备受期待的重要共识。

一、引言、方法以及降糖治疗的依据、重要性与背景

Melanie Davies教授介绍，本次美国糖尿病协会（ADA）与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EASD）联合共识由15名具地区代表性的专家共同撰写，2025年4月启动，经多次会议及2026年2月阿姆斯特丹面对面讨论，分4个章节推进。文献检索覆盖2022年5月至2026年12月PubMed数据库，初获11 301条记录，筛选后保留782篇，另保留上版共识的104篇，并补充178篇，文献按降糖治疗理由、个体化方法、干预措施及实施策略分类。草案将经Diabetologia编辑、ADA及EASD委员会独立审阅，结合反馈修订后，分别发表于Diabetes Care和Diabetologia，最终版定于2026年10月米兰EASD年会上发布。

Davies教授强调，本次共识更新将关注点从单纯的高血糖管理，拓宽为2型糖尿病（T2DM）及其相关多种长期疾病风险的整体管理。共识提倡更早使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或/和基于胰高糖素样肽-1（GLP-1）的疗法，甚至在诊断时即可启动，以提供器官保护并改善长期结局；对于合并心血管疾病（CVD）、慢性肾脏病（CKD）和心力衰竭（HF）的患者，应考虑尽早联合使用这两类药物。报告指出，通过持续、公平、系统地实施现有策略和疗法，改变T2DM患者结局的能力已在掌握之中。为落实这一整体性管理理念，共识还提出“整体性、预见性、整合式照护方法”（图1）。

二、2型糖尿病的治疗干预与策略

Vanita R. Aroda教授指出，医学营养治疗（MNT）是T2DM管理不可或缺的个体化饮食干预。由于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单一营养素供能比例，MNT应强调摄入经证实有益的食物，减少有害食物，兼顾个人偏好，以培养可行且可持续的健康饮食习惯。针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T2DM成人，共识建议采用能造成能量缺口的整体健康饮食计划，结合个体化药物和/或代谢手术，以支持血糖和体重管理目标。结构化计划需根据特定文化背景调整，且明确不推荐特定膳食补充剂用于血糖管理。

在体力活动与行为干预方面，Aroda教授介绍了“5S原则”：站立（Standing）、步行（Stepping）、出汗（Sweating）、力量（Strengthening）和睡眠（Sleeping）。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至高强度有氧活动（分散在至少3天），结合每周2~3次抗阻运动，并尽量减少久坐时间。推荐有氧与抗阻运动相结合，抗阻运动在减重期间有助于保存骨骼肌质量。在安全前提下逐渐增加活动量，可带来额外的血糖及心血管代谢获益。

关于降糖药物，共识从疗效、低血糖风险、体重变化、对心血管结局的影响[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HF]、对肾脏结局的影响[糖尿病肾病（DKD）进展]、剂量/使用考量、对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结局的影响、口服/注射途径、费用以及临床考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列表总结，涵盖的药物类别包括：SGLT2i、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GLP-1双受体激动剂、二甲双胍、磺脲类药物、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PP-4i）、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和胰岛素。在代谢手术方面，共识建议：对于体重指数（BMI）≥30 kg/m²（亚裔人群≥27.5 kg/m²）的T2DM患者可考虑代谢手术；对于BMI ≥35 kg/m²（亚裔人群≥32.5 kg/m²）的患者应考虑代谢手术。

最后，Aroda教授回顾了指南的演变：从2006年以生活方式联合二甲双胍为基础，到2012年推出药物列表并强调患者特征，再到2018年进入心血管结局时代，2022年确立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整体方法。展望2026年及以后，T2DM管理将着眼于全生命周期与纵向视角，强调基础性的健康行为，致力于预防并发症、延长健康寿命。降糖药物的具体应用需在个体化原则指导下，结合多种干预策略综合决策。

三、基于个体特征及相关长期合并症的个体化治疗



Jennifer Green教授指出，该部分共识围绕如何早期应用SGLT2i和GLP-1RA以预防T2DM远期并发症，并针对不同临床表型[如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HF、CKD、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等]给出了具体推荐。

已确诊ASCVD和HF

SGLT2i和GLP-1RA均具有独立于二甲双胍的心血管获益，应作为一线治疗选择，并根据患者基线绝对心肾风险和时间跨度进行个体化决策。

对于已确诊CVD的患者，应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以降低MACE和全因死亡率，或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SGLT2i以降低MACE、HF和全因死亡率，并改善肾脏结局。

由于可能具有叠加效应，对于CVD高风险、已确诊CVD或CKD的患者（无论HbA1c水平如何），可考虑联合使用SGLT2i和GLP-1RA。

对于存在外周动脉疾病（PAD）的患者，可使用司美格鲁肽改善症状。

对于合并HF的患者，应使用SGLT2i以改善HF和肾脏结局。

对于合并肥胖和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HFpEF）的患者，应使用司美格鲁肽或替尔泊肽以改善HF症状和结局。

对于射血分数保留或轻度降低的心衰（HFpEF/HFmrEF）患者，应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nsMRA）以改善HF预后并降低死亡率。

对于合并蛋白尿的T2DM，为减缓CKD和CVD进展，当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25 ml/min/1.73m²时，推荐加用具有确切获益的nsMRA。

存在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但尚未确诊CVD

对于无确诊CVD但存在多重心血管危险因素（如年龄≥55岁、肥胖、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或蛋白尿）的个体，可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以降低MACE并改善肾脏结局，或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SGLT2i以降低MACE和HF并改善肾脏结局。

需注意，该亚组的推荐确定性较低，因为部分心血管结局试验仅纳入已确诊CVD患者，而同时纳入两个亚组的试验中，仅具有心血管危险因素者发生的事件较少；此外各试验对危险因素的定义不尽相同。就绝对效应而言，与已确诊CVD患者相比，GLP-1RA和SGLT2i在具有≥3个心血管危险因素人群中的心血管获益较不显著。

特定合并症人群

房性心律失常

对于房性心律失常高风险人群，可考虑使用司美格鲁肽或具有确切获益的SGLT2i以降低房颤风险。

CKD

应启动具有确切获益的SGLT2i以改善肾脏和HF结局并降低MACE，并持续使用至需要肾脏替代治疗。

应启动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以改善肾脏和HF结局并降低MACE，其中司美格鲁肽适用于降低CKD进展风险。

对于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3.0 mg/mmol（>30 mg/g）的患者，应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nsMRA以改善肾脏和HF结局。

治疗策略上，SGLT2i应作为HF/CKD保护的基础治疗；可加用GLP-1RA以进一步降低MACE和肾脏风险，并改善体重/代谢控制；对于合并蛋白尿的CKD患者，可加用非奈利酮以进一步降低心肾事件。

对于合并CVD、CKD和HF的患者，应考虑早期联合治疗。

具体药物的选择应基于各国批准的适应症以及关于疗效、安全性和结局获益的证据，同时考虑同类药物中的异质性。

MASLD和MASH

对于合并糖尿病和MASLD的患者，减重应作为主要治疗目标，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应鼓励体力活动，多种营养干预均有益处，其中地中海饮食的获益证据最为充分。

对于合并肥胖、T2DM和MASLD的患者，应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

对于合并糖尿病和经活检证实MASH的患者，应优先使用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也可使用吡格列酮或替尔泊肽。

可考虑联合使用吡格列酮和GLP-1RA以增强疗效，同时可按需继续使用其他降糖药物。

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胰岛素是首选药物；对于中度（F2期）或进展期（F3期）肝纤维化患者，应协调转诊至肝病科，以考虑使用甲状腺激素受体-β激动剂治疗。

针对特殊人群的个体化建议

低风险人群

治疗决策应根据基线绝对心肾风险和时间跨度进行个体化，因为心肾风险较高人群的绝对获益显著更大。

年轻糖尿病患者

早发T2DM与更快的血糖恶化及更早出现并发症相关，因此应优先早期使用SGLT2i和GLP-1RA（单用或联用）。

早期使用上述药物时，必须对育龄期女性进行明确咨询，告知避孕以及避免使用可能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

种族与民族

改善心血管和肾脏结局的药物选择不应因种族或民族而异。

性别差异

药物选择不应因性别而异，但对育龄期女性必须进行避孕及避免胎儿药物暴露的咨询。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

对于合并肥胖、T2DM和OSA的患者，可优先使用替尔泊肽或具有确切获益的GLP-1RA。

认知功能下降

目前尚无证据支持任何降糖药物在认知结局方面具有优选地位，因此降糖治疗的选择应优先考虑安全性和简便性。

四、综合应用：实施策略



Chantal Mathieu教授系统阐述了共识声明中T2DM管理的整合框架：

以人为本的管理与健康行为

共识强调将患者置于中心，护理团队需识别并处理多重长期疾病，保持有效沟通。治疗与健康行为目标均应遵循SMART原则，由医患共同商定并定期复评。所有T2DM患者应接受个体化医学营养治疗，并践行“5S”体力活动原则。接受代谢手术或GLP-1类药物等显著减重干预措施者，需保证充足蛋白质摄入与抗阻运动，以防瘦体重丢失。此外，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与支持（DSMES）应面向所有患者提供并定期评估。

体重管理

通过DSMES和医学营养治疗帮助患者克服行为改变障碍。减重目标需个体化，平衡临床目标与个人可行性。超重或肥胖患者应优先选择具减重作用的降糖药，并考虑代谢手术的可能性。体重目标达成后需持续关注长期维持。

降糖药物选择

药物选择需基于患者临床特征（如超重/肥胖、多重长期疾病、药物不良反应谱、个人偏好及生活情况）进行个体化决策。除健康行为干预外，大多数T2DM患者可从早期（甚至在诊断时）启用SGLT2i和/或GLP-1类药物中获益。当有临床指征需启用胰岛素时，应起始基础胰岛素治疗，通常放在GLP-1类药物治疗之后，同时保留其他降糖药物，尤其是具有心肾保护作用的SGLT2i。后续治疗强化需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风险、个人情况和偏好进行个体化。对于伴有虚弱的老年T2DM患者，应考虑对具有低血糖风险的药物（特别是磺脲类药物）进行降阶梯简化治疗。

技术应用与护理

糖尿病技术（尤其是持续葡萄糖监测，特别是胰岛素治疗者）应作为综合管理计划的辅助工具，根据临床需求、偏好及技能个体化使用。医疗系统应调整组织方式，将个体化护理融入患者日常，综合考量临床风险、社会决定因素及多重疾病负担。同时，借助数字健康工具和跨专业团队扩大服务可及性，并建立机制消除循证护理交付中的不平等。

Mathieu教授还引用了“图4. 降糖药物在T2DM管理中的应用”和“图6. 用于T2DM质量和结局的学习型医疗系统框架”，进一步阐明了药物选择路径与质量改进框架。

五、关键知识空白

John B. Buse教授在最后系统梳理了当前糖尿病领域的关键知识空白：

首先，在早期强化治疗方面，尽管学界共识其可带来持续获益，但针对HbA1c低于7%及基于持续葡萄糖监测（CGM）目标的试验证据依然薄弱，亟需新研究支持。同时，是否应放宽T2DM“缓解”的定义（如纳入药物维持下的血糖正常者），也有待解答。

其次，治疗策略的优化尚缺明确指导。目前缺乏早发性及青少年T2DM早期强化治疗的最佳序贯方案证据，对老年患者的降阶梯治疗理解也不足。此外，女性健康研究长期被忽视，尤其是妊娠期间GLP-1治疗方案的制定，当前保守策略可能掩盖了受孕前停药带来的更大危害。

在肥胖与生活方式干预领域，如何精准测量肥胖以反映代谢障碍，以及内外科减重的适宜目标仍需明确。为配合GLP-1疗法，最佳的生活方式方案（如医学营养治疗和“5S”方法）及应对加速衰老的策略尚待探索。同时，需明确中等有效药物高剂量与高效药物中等剂量的疗效差异，以及减重后的最佳维持策略。

最后，关于治疗反应差异，对一般疗法不佳者需完善评估策略（如筛查皮质醇增多症），并深入理解皮质醇导向治疗的作用。此外，目前仍缺乏确凿证据指导GLP-1RA与SGLT2i的常规联合使用及最优添加顺序。这些缺口构成了未来研究与管理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