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25年美国肾脏病学会（ASN）年会上，来自英国兰开夏教学医院NHS基金会信托（Lancashire Teaching Hospitals NHS Foundation Trust）的Buse Gün博士展示了一项关于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的十年回顾性研究（FR-PO0883）。该研究聚焦英国当前AAV人群的死亡率变化，并探讨临床特征与预后之间的关联。肾医线记者现场邀请研究第一作者Buse Gün博士对其研究进行了解读。

一、研究背景：AAV仍显著增加死亡风险

Buse Gün博士介绍，AAV是一类少见但危重的系统性血管炎，其死亡风险仍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尽管近年来免疫抑制治疗和综合管理手段不断进步，但英国本土的当代AAV人群数据仍相对有限。

为此，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覆盖英国兰开夏及南坎布里亚地区的AAV新发病例队列，对2013~2023年间确诊的239例患者进行了系统回顾和随访，累计观察时长达1399.5人年。研究分析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免疫学分型、透析状态及死亡结局，并计算了标准化死亡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SMR）。

二、主要结果：死亡率仍高出普通人群九倍

在10年观察期内，共有65例患者死亡（表1），总体死亡率为46.4例/1000人年。患者中位发病年龄为68岁（IQR 20），中位死亡年龄78岁（IQR 9），提示AAV患者多为老年人群。表1为全队列（239例）患者随访1399.5人年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表1. 已死亡AAV患者的特征

死亡风险在确诊后逐年升高：第1年为7.4/1000人年，第2年升至11.4，第5年达26.5。计算得出的整体SMR为9.13（95%CI：7.05~11.6），即AAV患者的死亡率约为相同年龄和性别普通人群的9倍。

在分型分析中，髓过氧化物酶（MPO）阳性ANCA患者SMR为9.64（95%CI：7.03~12.9），而蛋白酶3（PR3）阳性者为7.4（95%CI：4.40~11.7）。

感染是全程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次为心血管事件和恶性肿瘤。

Gün博士指出：“我们的队列中有多达37%的患者在确诊时已进入透析阶段，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既往研究，也可能部分解释了SMR偏高的原因。我们认为高SMR与患者确诊年龄大、需RRT以及MPO阳性相关——已知这些因素均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

图1. 全队列（n=239）随访1399.5人年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三、临床启示：早期识别与转诊仍是关键

在谈及临床启示时，Buse Gün博士强调了英国转诊体系在AAV管理中的挑战：

“我收集数据并查阅临床病历后发现，核心问题在于转诊中心。在英国，患者通常需由家庭医生（GP）转诊后才能就诊专科中心。但是，GP在AAV的转诊和诊断方面并不擅长。AAV起病隐匿、症状表现多样，GP往往很难及早精准识别而启动后续检查。当患者出现关节痛、肌痛等非特异表现时，GP未必会立即想到AAV或进行ANCA检测。”这导致相当一部分患者以急性肾损伤（AKI）入院，才被检测出ANCA阳性，最终转诊至肾脏科时已发生不可逆肾功能损伤而需进行RRT。

Gün博士认为，应当通过加强基层医生培训、优化转诊机制，让疑似AAV患者更快进入风湿免疫或肾脏专科，实现早诊早治，降低RRT依赖与死亡风险。

四、未来方向：免疫抑制强度与死亡模式的长期关联

关于未来研究计划，Buse Gün博士透露，其中心计划将该AAV数据库进一步关联免疫抑制治疗数据和死亡原因数据，从时间维度分析死亡风险演变。

“我们希望分析AAV发病与死亡的时间关联：比如AAV发病第一年的死亡可能主要由感染导致，五年后的死亡可能主要是心血管病变导致，十年后的死亡可能与恶性肿瘤相关。我们还期望将这些结果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结合分析，通过多变量分析，探索免疫抑制强度与远期死亡原因的相关性，以便在未来为患者制定更具个体化的免疫抑制治疗策略。”

目前，该研究的深入分析正在进行，团队计划在未来完成多因素模型计算后发表正式论文。

五、结语

这项来自英国的区域性十年随访研究再次强调：尽管AAV的治疗策略不断更新，但患者总体死亡风险依旧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尤其是MPO阳性ANCA和老年发病患者。感染控制与早期转诊仍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Buse Gün博士的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真实世界的数据依据，也提示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基层医疗体系亟需优化AAV的识别与转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