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当今最严峻的公共健康挑战之一。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肥胖症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行，并与心血管疾病（CVD）和慢性肾脏病（CKD）密切交织。长期以来，这些疾病被视为独立的诊疗领域，但临床实践中它们频繁重叠的事实提示我们：其背后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机制。近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明华教授、周晓东教授在nature reviews：cardiology（5年杂志影响因子：52.9，2024年）发文，从历史沿革与最新概念出发，探讨了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CKM综合征）的形成与发展，重点阐述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在这一多器官疾病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并呼吁将肝脏正式纳入整合管理框架。

从“综合征X”到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

1988年，内分泌学家Gerald Reaven教授在班廷奖（Banting Lecture）报告中提出“综合征X”概念，首次将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血症和低HDL-C视为同一潜在病理状态——胰岛素抵抗——的不同临床表现。这一统一假说为代谢综合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临床对慢性病风险筛查、预防和代谢健康的全新理解。

随后的数十年间，Reaven教授的理论不断深化。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AHA）正式提出“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概念，将代谢综合征与心、肾进行性器官功能障碍有机融合。这一术语强调，CVD、CKD与代谢异常并非简单的共病关系，而是由炎症、脂肪组织功能障碍、能量代谢失衡等共同机制驱动的相互依赖过程。

MASLD：不仅是代谢异常的“旁观者”

在这一多器官整合视角下，MASLD（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逐渐进入临床焦点。全球高达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受其影响，传统上被视为肥胖或糖尿病的继发并发症。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肝脏不仅是受害者，更是系统性疾病的积极参与者。

作为核心代谢器官，肝脏在脂质储存、葡萄糖生成及解毒过程中发挥枢纽作用。在MASLD中，肝细胞脂肪沉积及纤维化不仅损害肝功能，还释放炎症与脂毒性信号，诱发内皮功能障碍、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纤维化及肾脏损伤。这使得MASLD从代谢功能障碍的“标志物”转变为推动多器官损害的重要驱动因素。

从CKM到CLKM：呼吁肝脏纳入整合管理

基于对肝脏在代谢–心肾疾病网络中作用的认识，我们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心血管–肝脏–肾脏–代谢综合征”（cardiovascular–live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CLKM综合征）概念，明确将肝脏纳入整合管理框架。然而，在心脏病学与肾脏病学领域，MASLD的风险评估依然不足：CKD或心力衰竭患者很少进行肝病风险筛查，心肾临床试验中也鲜有肝脏终点指标的纳入。

值得注意的是，Fibrosis-4（FIB-4）指数及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等工具已在肝病学中广泛验证，但在心肾专科中的应用率仍然偏低，这反映出临床学科壁垒依旧存在。

统一假说的持久生命力

Reaven教授的胰岛素抵抗假说，展示了医学中“统一理论”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代谢病的临床认知，还在不断吸纳新的科学发现而进化。将肝脏纳入CKM综合征，是从单一疾病诊断走向多器官整合管理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变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更将深刻影响慢性病的筛查、治疗与预防策略。

在多器官共病日益普遍的今天，Reaven教授的洞见依然切中要害：真正的慢病管理，需要打破学科界限，构建系统化、全周期的健康干预模式。

来源：Nat Rev Cardiol. 2025 Jul 31. doi: 10.1038/s41569-025-01199-y. Online ahead of print.